[[86]] 一般认为，外部性指某种行为的效果外溢（spillover）到不相干的他人，或者自己承担了不必承担的部分。

然后，笔者将根据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演变情况，结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目标，来确定推动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基本原则。但经验表明，无论是审判业务庭与执行机构的分离，还是执行机构内部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的分离，都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

同样的道理，在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同时行使审批决定权和执行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当时也面临着管理全国数百家劳动教养场所、对数十万人进行劳动教养的沉重压力。在刑事执行领域，包括死刑、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在内的刑罚，都是由法院自行加以执行的。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撤销司法部，各级地方司法行政机关也相继撤销。多种法律职业协会作为独立注册的社团法人，承担起对本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职责。（四）涉案财物的管理问题 在看守所管理体制之外，公检法三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强制处分和追缴机制，也会造成这些机关对案件发生不适当的利害关系，以至于影响它们的中立性和超然性。

例如，目前公安机关高度依赖于看守所内的狱侦机制，使得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刑事案件通过看守所内部的深挖机制来得以破获。当然，对于哪些司法行政事务属于这种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是我国改革决策者通过长期的制度实践和改革探索而逐渐确定的。如何保证私法主体的基本权利在市民社会中不受他人与社会势力的侵犯亦是宪法的目的所在。

有学者认为，要关注国家的组织及权限划分问题，对国家法领域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宪法与民法是一种交互性影响的关系。所以，在新时期下，如何由较高的宪法位阶经由法释义学的建构，而于普通法中发挥作用，甚至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对个人产生规范效力，即基本权利的个体与效用化已成为新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宪法规范大多为抽象、概括之条款，因此应将宪法规范作为整体法律秩序的一环，以寻求基本权利在法秩序中与其他规范意义的联结。在宪法所型塑的合宪权力秩序领域内，所有国家机关都是独立的权力持有者，有互相尊重之义务，要依照自己权力属性与职能的最大化原则来解释宪法。

二是以专门委员会的形式负责宪法的实施与监督，与现存的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9个专门委员会平行，接受常委会的领导。有学者们认为，在解释宪法规范时，不仅要把基本义务和基本国策纳入其中，还要考虑到国家机构的职能分配、宪法规范背后的国家目的以及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

是以，我国宪法结构法部分的解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从不同国家机构的功能负担出发。因此，在社会宪治中，宪法基本权利发挥一种结构效力，须在受害者—国家—加害者的三角结构关系中准确权衡。宪法的功能属性发展 我国宪法的社会宪治功能逐渐显现，从单纯的国家宪法属性向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并重的双重属性转变。为了保证人民作为权力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有必要在宪法本体论上，对权力行使的控制、其行为的界限划定边界。

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对于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方案：一是在全国人大下设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宪法的监督与实施。对于民事法律而言，应致力于消除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均衡，实现契约正义，从而排除私法关系一方对另一方施加令人无法接受的决定，即避免私法主体陷入他决的状态。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宪法实施 。

3.基于功能区分后各国家机构职能的动态运行情况：职务授予条件与程序、国家机构间的协作与互动机制以及机构意志的形成规则。加强合宪性审查的功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有学者认为，对于不同的国家机关间的职能纠纷，应认识到基于人民主权（制宪权）的宪法优位原则与防止权力专断的权力分立原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职能的分配、权力的分立原则有赖于宪法优位原则的保障。另外，有学者认为，对于合宪性审查要明确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由宪法监督机关对于法律、公权力行为的违宪判断与违宪处理，目的是为维护宪法的至上性与法秩序、公权行为的合宪性以及违宪状态的排除。

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机关按照宪法解释程序的释宪行为是明确立宪原义与文本含义的权威做法，在此，宪法解释的有效运转是平衡宪法价值与事实、宪法原则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也是控制解释权滥用的重要保障。为此，有学者指出，宪法中的国家是具有统一体权限、拥有权属地位、负有义务一种法人形象，因此具有行为能力。宪法从国家宪法单一属性到国家宪法与社会宪法双重属性演变，宪法基本权利从针对国家性的国家脉络到普遍性与一般性的社会最高原则的变迁，两者体现了宪法不仅在国家法领域具有至上性，在社会领域亦具有至上性。提升选举制度的民主性 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贿选等问题，宪法学界加强了有关选举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为了缓解宪法规范至上性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冲突，宪法需要贴近部门法律所规范的事实基础，从而发挥宪法的变迁功能。除此之外，在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中，基本权利的保障范围、限制以及限制的限制是基本权利释义学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且基于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优先性以及基本权利作为法规范的直接拘束性、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关系，对基本权利的性质、规范目的、保障范围之解释应作体系化之思考。

需要以法位阶理论、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理论来建构基本权利在部门法或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效力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基于部门宪法，宪法有合宪法秩序与实定法秩序的调控功能，亦即宪法规范作为价值规范，整个法秩序都受到宪法规范的价值辐射，法律的解释要贴近于宪法的规范内涵。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公民和组织比较关心法律的合宪与否问题。有学者认为，宪法中有关个人自由权、人格权等不仅具有国家取向，还具有社会与个人的取向。

在这个结构关系中，人民基于双重地位，一方面是作为权力的真正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持有者行为的对象。概观2017年，宪法学界继续坚持实践意识和本土意识，在宪法属性、人民主体地位的宪法意义、国家机构研究、宪法解释程序、合宪性审查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此情况下，必然会涉及到基本权利的横向效力（即私法效力）与民法的功能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民事法律创设了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容和逻辑结构，立法者在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中，主要是承担起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基本权利内容的确定、基本权利权能的形成和具体化以及基本权利的限制、民事主体基本权利冲突的解决等任务。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目前以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为基础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尚无法充分满足合宪性审查的需要。国家法的概念虽来自于德国，但为了解国家法中国家的含义则须植根于中国本土化的解读，通过我国宪法中国家的含义来认识国家法内容。

许瑞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3）主观充权，即在法治社会中，人民参与权力运行的意愿与心理状态，通常受到法律充权与事实充权的影响。

在此，基本权利规定起到了法规范作用，从而拘束公权力行为，当事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认为该公权力行为侵犯了基本权利且是针对自己的、直接与实际的基本权利损害，并具有重要宪法意义。（2）事实充权，即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对于法律制定实际上所能起到的控制与影响，受到法治国原则、民主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的影响。

有的学者基于对目前备案审查制度的反思，认为当前的备案审查制无论是在审查范围、审查程序还是监督力度与处理结果上，尚无法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的功能。有学者提出，国家应提供人民对权力运行可以产生实际的控制与影响的机会，认为在实践中包括了三个层面：（1）法律充权，即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拥有的参与到权力运行的权利、机会以及途径等。

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原因在于宪法规定是民事立法的权限基础，宪法的自由权条款是作为立法权限的消极规范而存在的，这就决定了民事立法的形成空间。从法规合宪控制体制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宪法所蕴含的合宪性审查是以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为基础的。另外，根据宪法序言、第5条、第62条、第67条等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权虽然包含了法律的违宪判断权，但宪法或立法法关于违宪无效处理方式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公民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问题，有学者从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出发，认为如果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的违宪属于权限方面的问题，相关的国家机关完全可以提起审查要求，并且也只能是由权限受僭越的机关来提出。

为此，要进一步落实现有的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制度，进一步强化选举过程的民主性、透明度。来源：《检察日报》2018年1月1日第3版。

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乃是对宪法释义学的积极尝试。有学者认为，要科学确定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加强选民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协调功能。

关于全国人大的法案备案审查，自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至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接收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443件。一方面，目前的机构设置，对于国家机关的权限冲突问题、人大本身的立法合宪性问题以及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审查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